学文史  写文史

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

周世中

根据二十多年来撰写文史资料的实践，对如何进一步学好文史、写好文史，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，本人有以下几点体会。

一、要有务实、执着、知难而进、乐于奉献的精神

文史资料是历史文化的载体，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烙印和纪录。有人类社会活动，就有文史记载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城市，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、民风民俗。所以说文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。我国经典名著《周易》说“观人文，以化天下，江山文藻相互涵濡”，历史发展、社会进步靠一个个独具个性与灵性的地方性文化的滋润与推动。这个独具个性与灵性的地方性文化，就是当今我们所讲的“文史”。

“文史”资料涵盖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、魅力无穷，她给人们以心灵的鼓舞，给人们以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。所以学习文史、研究文史至为重要、意义深远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人人崇尚价值，迷恋于上网、玩游戏，对“礼义之邦、文明古国”所推崇的文史，显然不那么重视了，学习文史、研究文史、撰写文史，这块园地显得有些荒芜，有点苍白。诚然，从事文史事业一时半时甚至长期创造不出经济效益，也产生不出像影视明星、歌星那样的轰动效应。从事文史工作虽然平平淡淡，默默无闻，但一些有识之士却偏偏爱上了这项平凡的工作，新的年轻的文史热爱者，一代又一代的涌现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、后继有人、后来居上的可喜现象。要想把文史学好、写好，首先必须热爱文史，只有热爱文史、拥有文史，必须有一种毅力，有一种坚韧不拔的“韧劲”，有一种“语不惊人誓不休”的“拼劲”，明知搜集史料有困难，偏要迎着困难上，不为名不为利，只要读者能获得教益，生活开心，工作愉快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点贡献，甘心情愿做一块小小铺路石，也是值得的。20多年来，笔者所走过的文史之路，就是这样体会：做一名业余文史工作者，必须具备这样的史德、史识的态度，才能涉足史海。

二、抢救渐近消失的文史，要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紧迫感和责任感

自辛亥革命以来，我国历经变化，政局动荡，阜阳地区也是物换星移，沧海桑田、人事变迁极大，亲身经历，亲自耳闻目睹的大多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，趁他们现还健在，尚不糊涂的时候，把他们所知道、所熟悉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材料，搜集、归纳、整理出来，经过筛选、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，存史资鉴，实为当务之急，如再拖延，观望几年等这部分历史老人辞世，搜集历史资料就更为困难了。

例如关于民国时期阜阳邮政的建置、历史沿革、邮路网络、经营业务、人员配备、隶属关系、基础设施、历任负责人，为搜集这些资料，本人走访了在阜阳城的二十几位老人，先后自费跑到淮北、徐州、蚌埠、凤台等地访问知情人。当时凤台县有一位解放前的老邮政工人，名叫郝巨九，原籍阜阳碾盘桥，当时已86岁高龄。1928年进邮局，从投递员升到封发员、稽查员，在旧邮政局干了20年，解放后继续参加新社会的邮政工作干了18年，他献身邮政事业前后近40年，对旧社会邮政知之甚详。1984年5月，笔者自费亲自跑到凤台县邮政局请教这位老邮政工人，在老人的热情支持下，本人写成了《旧社会阜阳邮政》一稿，填补了阜阳邮政史上的空白。1986年阜阳邮电局编修《阜阳政邮专业志》，需要建国前的这一段史料，本人建议编修人员找郝巨龙老先生再补充些新材料，但郝老已于1986年春病故。时间不等人，所以应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，抢救历史资料，错过良机，后悔莫及。

征集文史资料的紧迫感和使命感，使本人深深感到文史工作的任重而道远。

三、文史资料存在于民间，蕴藏在老百姓的心中

学习文史、研究文史、撰写文史要动脑筋、查证对照、独立思考、认真分析、不能偏听偏信，不迷信权威，不崇拜专家、学者。有些资料在志书中也找不到，浩瀚的文史资料存在于民间，蕴藏在广大老百姓的心中，所以必须深入老百姓中去挖掘、去寻找答案。例如二十世纪初，1922年农历九月十三日老洋人进城，在阜阳3000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，是阜阳人民遭受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浩劫。这场浩劫是怎样发生的，它的起始、经过、结局怎样？从这场杀人放火的的浩劫中后人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？《阜阳市志资料》第二集第十九页这样记载：“1922年（民国十一年）农历九月十三日夜，河南土匪张庆（外号老洋人）率众数千人进阜阳，烧杀掳掠两昼夜，县长陈涤尘被捉去。”干巴巴的51个字，给后人留下模糊、淡薄的印象。但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阜阳民间流传得有血有肉、有声有色。当时、当地亲身目睹之一的、店员出身的霍沛霖老先生，在向采访人介绍中，对这段史实发生的背景、经过和结局作了如泣如诉的悲痛口述，补充了史志之不足、之简单。老洋人洗劫阜阳城之惨剧所以能够发生，是因为军阀混战时期地方官之昏庸腐败与无能，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，拿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儿戏。当时豫西土匪装扮成卖油茶的、做小生意买卖的，夹在民工之中刺探情报，作为内应。驻阜阳城的安武军和地方保卫团，借给倪嗣冲盖“将军府”的名誉强拉民夫搜刮民财，对大批土匪化装进城，竟毫无觉察。老洋人破城的前夕，团长倪金镛还在司令部马公祠那里请“花会”。倪家的亲戚们、三家大钱庄的经理们、城内的绅士们都在他那里饮酒取乐。倪嗣冲女婿、王公馆里的老爷、太太、公子、小姐照旧打牌听戏，这些骑在百姓头上的贪官污吏、花花公子、醉生梦死，哪里知道城内外的土匪正在磨刀霍霍，蠢蠢欲动呢。当时安武军旧部倪金镛团有正规军三个营，一个营驻在城内，两个营驻在城外。倪道熙的保卫团有七个中队1200多人，这些人马只顾忙着押运木料，给太上皇倪嗣冲效劳，毫无防备。老洋人于九月十三日夜冲进城内，杀人放火、劫掠民财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仓忙败退城外，使土匪在城内抢劫了两天两夜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。倪金镛、倪道熙二人被枪声惊醒，在火烧中仓惶出逃。这些鱼肉百姓的官绅正是造成匪患的罪魁祸首。

平静之后，阜阳民众组成灾民请愿团到省城安庆控诉二倪的罪行。皖督马联甲系倪嗣冲的旧部，与倪关系密切，袒护不理。阜阳民众更加激愤，后又组成“灾民赴京请愿团”，托人把控诉状直接送到总统府，受到大总统徐世昌的接见。徐大总统闻之大怒，即按照当时的法律，下令通缉二倪，1928年二倪终于落入法网，被捕正法。霍沛霖老人的口述后来变成文字，载入《阜阳史话》第二辑，来自民间的文史资料情节起伏波折、有头有尾、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事件的始末，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四、讴歌真、善、美是文史工作者追求的永恒主题

本人在20多来学习文史、研究文史的实践中，对有关“真、善、美”的史料，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在有关章节词句的下面划上一道道红线，加以注明，反复阅读，爱不释手。十九世纪初，在中国大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废科举、兴学堂的热潮，阜阳城有远见的知识分子，挺身而出，顺应时代潮流，率先办起新式学堂。1904年（光绪三十四年）颍州举人郭守身首先将聚星书院改建为“聚星高等小学堂”；1905年宁治臣将贡院街考棚改建成“成达中学堂”；1905年汪大策、程少斋将“清颍书院”改建成“颍州府中学堂”；1906年宁继恭在南门内创办“蚕桑学堂”；1915年郭守身的儿子郭少儒时任孔庙学台，把“明伦堂”改建成“模范小学”。事实证明，这几位知识分子，高瞻远瞩，创办学堂，教书育人，造福社会。直到现在，这几所中、小学依然经久不衰，越办越活，越办越兴旺，显示了她们强大的生命力。这些知识分子不愧为阜阳人民的有功之臣，他们所走的道路，所创办的学校，都是有利于社会、有利于百姓，永远受到人民的尊崇。

1918年（民国七年）春荒严重，穷人难以度日，地方绅士王东来先生自愿将自置家产之一半计铜钱2000串，首倡创办一个慈善团体，一时轰动全城，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献，名绅王度生购买了滑街南一片房产，捐献给“慈善会”，作为会址。从此阜阳便有了“慈善会”。颍上县程惠亭乐捐程家湖程氏公田三顷，黄军门家黄三太太乐捐土地60亩。阜阳慈善会前后两层院房子20多间，土地360亩，全部都是社会各界人士自愿乐捐的。另外阜阳黄福寺、西关外祖师庙、理门公所等处所，遇到灾年、雨雪天，逢年过节时，都对灾民发放棉衣、粮食，救济贫困灾民，把温暖送给广大困难同胞。做善事，做好事，惠及子孙后代，千古流芳，青史有名。

对于这类善事、好事、有益于人民、有利于社会的事，文史工作者要浓墨重彩，倍加讴歌，让“真、善、美”的境界，“真、善、美”的形象，永远耸立在百姓的心中，流尚在文史工作者的笔墨中。

阜阳文史的特色与辉煌

周 惠 侠

一个区域、一个城市、一个民族的文化（包括历史文化、民间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口碑文化），是一个区域民众生存与发展的“根”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地形资源；是瑰丽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2000多年前的经典名著《周易》说：“观人笑，以化天下；江山文藻，相互涵濡。”历史进步，社会发展，就是靠一个个独具个性与灵性的地域文化的滋润与推动。

就阜阳市来说，如果没有“颍州西湖”，如果没有“资福寺”，没有“奎星楼”、“文峰塔”、没有“状元楼”、“布政街”，没有“聚星书院”、“明伦堂”，还能称得起“欧苏旧治、淮泗名区”吗？正因为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，才谱写出斑斓多彩、血肉丰满、底蕴深厚的阜阳文史。

一、一条街一个景观，标志着一个时代

阜阳古商城北段的西侧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——“仁里街”，这条街虽然地处偏僻，却历史悠久。90多年前，这条老街发生过阜阳有史以来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仁里街东段与南北走向的“刘上台巷”相交的西北直角处，有一座清末古建筑“农学堂”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11月17日，颍州自治会董事会总董事、阜阳县商会会长、老同盟会会员程稚周先生在“农学堂”召开“安仁会”全体会员大会，决定响应武昌起义，宣布颍州独立，建立“淮北国民军”。颍州知州长绍、知县胡汝霖听说革命党人发动起义，宣布颍州独立，吓得连夜潜逃。阜阳各界公推程稚周主持政事，没费一枪一卒，统治颍州200多年的满清王朝，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仁里街、农学堂成了阜阳民主革命的策源地，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，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。

解放中大街坐落在古商城南门至北门之间，昔日称为鼓楼南大街，曾经是老阜城的商业中心，交通枢纽。在此大街的南头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大街为十字路口，称为“大隅首”。这里不仅“地灵”而且“人杰”。“大隅首”稍北，路西“周家大院”是革命先烈周传鼎、周传业兄弟二人的诞生地，路东的张家布店，是革命志士张子珍的故居。三位革命烈士从解放中大街走出来，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周传鼎、周传业、张子珍在路东张家布店开设了“淮颍书局”，以书局为掩护，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，1925年8月，他们三人建立了第一个中共阜阳党小组。在白色恐怖、血腥统治的阜阳城，露出了黎明前的一线曙光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。

二、阜阳地方文化源远流长，特色鲜明

《宋书地理志》说：“颍州人备文武全才，风俗清丽”。欧阳修赞叹颍州“民淳、讼简、物产美，土厚、水甘、风气和”。元志说：“里巷敦扶持之风……”历史上的名人如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、刘锜等曾在这里留下政绩和诗文。在颍州这块乐土上也曾孕育出一代名儒常秩、元代状元李黼、张绍祖，清代学者刘体仁等，阜阳在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人文荟萃的昌盛局面。阜阳的文化教育，两宋时已设州学、书院，以后朝代又有增置，民间各种学塾、义学城乡普及。清末一些开明人士，顺应时代潮流，率先闻风而动，创办学堂。民国初年开始兴办新式学校，各种教育机构，后虽屡有兴废，但对发展阜阳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之下，阜阳的各级各类学校迅猛发展，教育、教学质量有了根本的变化，显示出阜阳文化的特色。

《清统一志》称：“颍州西湖亭台之胜，觞咏之繁，可与杭州之西湖比美。”可见颍州之所以盛名，正与西湖有关。《正德颍州志》载：“在州西北二里外，湖长10里，宽三里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齐。”西湖之名，在于名贤达士泛舟游赏。前人说，山以人名，水以人名，地亦以人名。颍州之出名在于西湖，西湖之出名在于名贤达士泛舟游赏。他们啸傲于芦荡荷丛，留连于湖光水色，吟唱不绝，诗赋常出。咏西湖诗文之多、之著名，在阜阳文化史上呈现一个奇观。据考证仅欧阳修、苏轼两大著名诗人所写的颍州及西湖诗文就不下200首。其中欧阳修诗歌111首，苏轼诗歌90首。由于欧、苏二人在北宋的政治和文学地位，在当时影响巨大。在这一时期交相唱和的著名诗人有欧阳修、苏轼、范中淹、晏殊、吕公著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辙、秦观、陈师道、周邦彦等数十人之多，一时可谓俊贤雅集、文星荟萃。在颍州西湖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之下，颍州文风鼎盛。明、清两代颍州共出举人307人、贡生344人、进士61人，至于秀才则多如牛毛。这就是阜阳文化的独有特色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底蕴深厚的西湖遗风遗韵。

三、英雄史诗，光照千秋

历史上阜阳重文重教，人才辈出。著名改革家管仲，思想家老子、庄子，医学家华佗都是阜阳历史上的先贤。近代化学家丁绪贤，当代大禹、三峡功臣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长江三峡总工程师郑守仁，人民日报总编穆青，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分子生物学家刘培德，当代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基因研究中心主任韩斌，征服雷电的武汉大学教授解广阔，旅法画家吕霞光，东方美学大师常任侠，联合国科教文总部干事徐克章等这些闪光的名人，都为阜阳的文史增光添彩，为家乡赢得了荣誉。

阜阳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地区。元代红巾军起义，近代捻军运动，抗日战争中的六十里铺战斗，阜阳保卫战，都将彪炳千古。革命先烈魏野畴、乔锦卿、张子珍、张蕴华和周传鼎、周传业兄弟的光辉业绩将流芳百世。